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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F*ck all that bullshit about

    区桂芝:今天的“台独”教育培养不出烈士,只能教出投机贪婪的政客

    民进党当局推行“台独”课纲后,激起岛内有志之士的强烈愤慨与反对,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教师区桂芝便敢勇当先。她“独向高楼撞晓钟,不信人间耳尽聋”,义正词严地指出“台独”课纲的荒谬之处,致力于唤醒台湾年轻一代重新认识自身根源,寻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。

   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,亦是台湾光复80周年。然而,民进党当局不仅歪曲历史真相,还对岛内坚持正确历史观的正义人士进行打压。为此,区老师再度挥毫疾书,痛斥民进党当局将台湾沦为恋殖岛屿,发出“中华文化的魂魄与美日帝国殖民的幽灵,仍在抗战中,台湾何曾光复?呜呼哀哉!”的感慨,言辞恳切,令人动容。

    本文由区桂芝老师授权网发布,特此致谢。

    【文/网专栏作者 区桂芝】

    130年前的乙未割台,刻下了深透难解的“弃民”伤害,叠加50年殖民洗脑的皇民奴化教育顽强残存,与后来国民政府东迁渡海、美军长期驻台、至今未歇的“反共”宣传,总此经久复杂的岛内外因素,导致隐微的“台独”幽灵,从伏到起,至今狂潮冲击,岛屿飘摇。想神州大地历经山河喋血、惨绝人寰的十四年炼狱岁月,牺牲了3500万军民同胞,终得抗日战争光荣胜利,台湾澎湖始全面回归祖国怀抱。

    然而,至今八十年了,本当张灯结彩喜洋洋庆光复的台湾,却不见喜乐,当局半字抗战不提,甚至附和日本倨傲粉饰罪行的“终战”之说;各种民间单位因此自发举办诸多形式的“庆祝”活动,研讨会、音乐会、历史图片展、电影放映与座谈……,不一而足,从年初开始,纷纷登场,一路直到年底。近三十年来,岛内矛盾、对立、撕裂,愈见激烈,原来,八十年了,光复,在台湾仍是一场未竟的事业。

    武力抗日与在地协力者并存

    耙梳历史,台湾人自乙未以来的反抗悲歌不曾停唱,甚至已经有学者提出中国人的对日抗战应该远溯自1895年台湾的乙未之战,而且被殖民的五十年内,反抗不曾中断;只是前二十年的武力抗暴,后转为汉文化保存和政治上求平等反压迫的和平抗争。

    从1895到1915年:割台之初,“台湾民主国”对抗失利,主事者唐景崧、丘逢甲、刘永福在民众协助下潜逃大陆;后有“桃竹苗抗日三杰”之称的徐骧、姜绍祖、吴汤兴继起,直到三人最终战败殉国;另外“抗日三猛”的事迹为众所知,北部简大狮、中部柯铁虎、南部林少猫。

    “抗日三猛”:简大狮、柯铁虎、林少猫

    1907年,北埔事件,原为巡查捕的蔡清琳去职后,对山区汉人和原住民赛夏族谎称清廷大军即将登陆新竹,起事进攻日本警察局,杀死57名日本人,遭台湾总督府派兵镇压,抗日志士全遭处死。1915年,余清芳以宗教号召起事,被认为是规模最大、牺牲人数最多的抗日事件。1930年又发生原住民赛德克巴莱族发动壮烈的雾社事件,赛族几乎遭全灭。

    雾社事件,是于1930年在台湾发生的原住民抗暴事件,地点位于今南投县仁爱乡雾社。图为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

    虽有这些此起彼落、大小规模不等的武装抗暴,但并不是所有台湾同胞都英勇节烈,慷慨悲歌。面对国家孱弱,被迫沦为“弃民”,一般民间社会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务实想法,总让市井小民们无奈接受事实,纵遭卑视,贱若蝼蚁,仍忍辱只求苟活;然而传统中国尊慕义士的民族教养,也使他们内心钦敬揭竿而起的勇士,故而台湾社会始终隐伏着一股民气,暗潮汹涌。

    相对的,任何社会变动都会出现的“识时务”者,也在此时窜上舞台,可称作日据初始配合并协助日本统治的“在地协力者”,最具代表性的人物,著名者北有辜显荣,南有王雪农;还有一位普通的女性菜贩陈法。辜某因此由一杂货店老板发迹成台湾首富,家族财富至今不坠;王氏则在日据时代成为台南第一富绅,卖菜小妇人获150日元奖赏。

    民间对这些人的评价,可由一首讥讽辜显荣领日军进城的闽南语歌谣看出一二:“日本上山兵五万,看见姓辜行头前。欢头喜面到台北,毋管阮娘旧亲娘。”据说此曲乃当时艋舺酒场最流行的歌,今辜氏后人以此为荣否?

    1895年,辜显荣为日军打开台北城门,协助其进城

    “台独”史观的诠释与污染

    衰老的中国,面对李鸿章眼中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惶惶然不知所措,只能割地赔款、再割地再赔款……,那么升斗小民为求生存所采取的任何应对举措,今人除了心存悲悯,自然也无须责之以民族大义,斥之为“汉奸”。

    然而,这并不表示,身为异族铁蹄下受害者的后人,尤其知识分子——教育界的知识分子,竟可以昧着良知,为残虐入侵者洗地,合理化其至今毫无歉意的暴行;甚至为当年的在地协力者涂脂抹粉,暗示其人行径可贵。他们施展如簧巧舌、精妙言辞,企图透过窜改历史,使子孙们永远对殖民者感恩戴德,匐伏仰望。这种不堪与恬不知耻,透过教育与政治宣传,纷纷嚣嚷于今天的学界、媒体、政界,荼毒污染了岛内起码两代人,30年了!

    “台独”学者与作家们,是如何诠释日据五十年中,台湾岛内抗日与协力并存的现象,以及为日军的残忍嗜杀编造合理化的动机?他们谴责领导抗日的官绅“落跑”,弃追随民众于不顾。然而唐景崧固然无领兵之能,刘永福又是临时被请前来助守,二人皆非台人,又彼此本有嫌隙,如何合作?丘逢甲见二人意见相左,大叹“其殆天乎”!看出事不可为后,本欲与台共存亡,但随军士绅泣阻“徒死无益”,更有人劝“台虽亡,能强祖国,则可复土雪耻,不如内渡也。”这不就是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”的概念吗?

    丘逢甲

    丘写下六首《离台诗》,痛哭辞台,回归广东老家。阅其“孤臣无力可回天”的痛,再览一年后《春愁》诗:“四百万人同一哭,去年今日割台湾”,何忍对之横加谩辱?死,固有重于泰山,可歌可泣的典范分量;然不死之难,依然有其昭示后人的价值。清初三大学者: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,三人以遗民之姿终老,为民族留下天下兴亡之殷鉴分析与纪录,延续文化命脉,谁人责其不死?轻率否定前人节行,试问如何进行民族教育?如何培育忠孝节烈的志士?今天“台独”教育之错乱矛盾自是培养不出烈士,只能教出投机贪婪的政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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